近现代西方哲学（精选十篇）
近现代西方哲学（精选十篇）
近现代西方哲学 篇1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能否思想”,“有无意义”,哲学转向,哲学观变革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 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说法, 即西方哲学从诞生以来, 共经历了两次被称为“转向”的研究主题的切换。第一次转向是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第二次转向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作出这样的表述和理解, 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思想背景, 成为人们对西方哲学理解的一种共识性认识。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不仅仅是语言学转向这一单一的运思之路而是具有转向的多重路径的, 包括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转向等。并且这些多重路径转向的深层根据是哲学观的变革, 哲学观的变革却是依据着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的轨迹。
一、哲学的转向
通过对哲学史发展历程的逻辑梳理, 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不是沿着一个方向按部就班发展的。哲学转向实际上就是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起作用的结果, 表现为哲学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的转换, 标志着哲学向着纵深方向的发展。整个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的过程, 从而走向了现代。哲学的转向表征着哲学的发展逻辑, 同时更表征了哲学对人类思维发展历史的总结。西方哲学从自身发出对“有无意义”的追问, 研究意义世界的哲学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内容和模式, 成为面向人类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哲学。这种对“意义”的追问寓于现代色彩缤纷的哲学形态之中, 使这些哲学在共同的发展轨迹上生成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言之, 现代哲学流派史在从不同的维度上追问“有无意义”问题, 都以对意义的揭示作为展开自己哲学思想的前提, 共同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发展轨迹。
认定某种哲学转向的意义, 一个确定的理论预设就是在它之前存在着某种系统完整、影响深远、形式确定的学说路线或思维方式, 而这种学说又确立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新型的哲学体系或路线, 这些不同有的体现在研究对象上, 有的体现在研究思路上, 有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 更多的体现在立场观点和解释模式上。
对逻辑和语言的重视是西方哲学自古以来的传统。通过用逻辑的方式分析语言后, 他们认识到传统本体论的命题、陈述、概念、范畴, 甚至于本体论问题本身只是一种虚假的预设, 是应该予以清除和否定的, 哲学中正是有这样的假问题, 才会含混不清。虽然, 他们对传统本体论采取这样激烈的否定态度, 但在他们实施这种语言转向的过程中, 又总是涉及到语言与实在、世界的关系等本体论问题, 这个问题又与思想是否与对象具有一致性的认识论相关, 实际上, 他们仍然保持了知识论的传统, 这是“语言转向”的表层含义。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语言之为语言表征着世界是为我的存在。
从哲学转向的视角看, 从人的生存的角度从事哲学研究, 其意义丝毫不亚于语言转向。生存哲学的转向与语言哲学转向不同之处在于, 语言哲学采取拒斥本体论的方式实现了革新, 而生存哲学则采取扬弃认识论的进路, 对人的生命的意义进行阐释。他们反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对理性和真理特别是对“思”的过分强调, 将充满生机的本体论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僵化的认识论问题———“能否思想”, 这使哲学的道路越走越窄。他们从根本上反对传统哲学两个世界的划分, 认为世界只有一个, 就是人生存在其中的、由人的活动建构和生成的人化世界。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实体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人存在的意义, 他们认为个体人是否能创造有意义的生活, 是现代人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因而, 在摒弃对于所谓自然世界的追问之后, 人们发现, 生活意义问题的澄明是一项具有空前难度的难题, 所以, 现代西方哲学一直经历着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这场演变是哲学的真实性判断根据和原则的根本性转变, 是包含着哲学观以及思维方式在内的哲学范式的整体性转变。生存哲学对于超越传统哲学实现哲学转向具有积极的意义, 是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基本逻辑的典型呈现。然而, 这些观点也因缺乏坚实的基础和实践性的证明, 而留于空谈。同时它的许多观点也被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无论如何, 生存哲学给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解哲学的维度, 如何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 在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新的研究, 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实践转向无疑是马克思开启的, 马克思实践转向也是从对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批判继承开始的。马克思认为没有实践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 无论是“自然的真正的本体论”还是“人的激情的本体论”都不会得到确立, 实践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方式, 也正是实践给人生命以不同于其他物的意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起点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马克思更是把实践的观点作为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确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对传统的“能否思想”的认识方式进行批判后, 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实践哲学将实践置于逻辑先在的地位, 以实践为中介去统摄各种杂多的要素, 消解了精神与物质, 思维与存在, 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用实践来说明人的生存之“意义”。
二、哲学观的变革
哲学的转向往往和另外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哲学观的变革。如果说现当代哲学是一场整体性的转向, 那么它首先是、也应该是哲学观的变革, 也只有理解了哲学观的变革, 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现当代哲学的转向。
哲学观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追问和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而哲学究竟是什么, 现代西方哲学给出了多种回答:哲学是治疗人精神疾病的良药、哲学是语言的误用……无论现代西方哲学家告诉我们哲学是什么, 这里面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性问题:哲学是关涉人的, 更确切说来, 哲学是关涉人的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哲学由黑格尔哲学的终结走向了现代。在前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视域中, 哲学无疑就是人的认识能力, 无论是笛卡尔在形而上学也就是哲学领域的“我思故我在”所确立的“思”对“在”的先在性, 还是康德哲学所确立的人类认识的“纯形式”, 都是在探讨人类的思维能力, 也就是“能否思想”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自黑格尔哲学以后走上了新的发展路径, 再次追问哲学是什么。这时的哲学已经不再偏重于人的认识能力, 而是将自己的着力点放在人的精神的终极关怀上面, 哲学表现为人的真实的生活世界, 表现为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更表现为人所独具的“意义”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哲学观的变革, 何以发生呢?原因始于巴门尼德而终结于黑格尔的“能否思想”存在着“生存论缺环”, 包含着“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根本威胁”。所以现代哲学才会在“从关心人体世界到关怀人间世界时, 明确提出了人的生命的意义问题”。但是,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今天存在于人身上的所有深具人性的东西都是从来就有的, 只是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历经危机后, 已发生了改动、溶解、再生。这是一切事物, 也包括哲学这一“事物”发展的法则。所以, 现代哲学哲学观的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哲学所陷入的危机与困境的拯救, 它更深层地源于“能否思想”的本性, 它是两千多年来哲学“智慧之爱”的积淀。换言之, 人的生命的意义一直是西方哲学家苦苦探究的主题, 离开人生意义的寻求就无所谓智慧。
哲学观的变革既是哲学转向的观念前提, 是其中或显或隐的内在的影响着哲学理解活动的一些观念;同时, 在某种程度上, 它又构成了对哲学的时代变革的解释, 成为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思想成果。哲学观是不断发展的, 是哲学面向时代、理解时代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 哲学观作为一种哲学意识滞后于时代的变革。时代的变革也不可能自发地引起哲学的变革, 而是要求哲学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对待变化的时代, 因此, “作为思想把握的时代”, 哲学也必须要体现为哲学观。哲学观的变革在哲学的变革中应该是前导性的, 又以自身的方式反映了整个哲学的变革。
作为哲学变革的前导, 哲学观的变革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正是体现在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逻辑的转换。这种变革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传统哲学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正是基于对传统哲学观的“能否思想”的认识论模式的反叛, 坚决反对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定位人与世界的关系, 不再把世界当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性的存在, 世界就是人的世界, 人也就是在世界中的人, 世界正是因其对人的生活有意义才获得其真实存在的意义的。现代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世界的属人性, 在人的世界中, 突出地强调人之为人的“意义”。同时传统哲学的理性至上的观念造成了独断性, 使哲学灵魂———批判性的精神处于被削弱的境地, 即使在传统哲学中有某些怀疑和批判的影子的出现, 但是却只是为后来的独断的出现做出思想铺垫而已。晚期希腊哲学的怀疑主义之后正是思想禁锢森严的中世纪哲学的出现, 康德刚刚开始了批判的萌芽, 黑格尔就将哲学的理性主义的独断贯彻到了极点。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忽视了人, 忽视了人存在的意义, 才造成了严重的缺失。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这种困境, 与之相反, 相对主义的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中普遍兴盛起来, 这种相对主义突破了以往只是局限于认识论领域的怀疑主义, 而是将这种相对主义直接导向了存在论的虚无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传统哲学在单纯追求“能否思想”的过程中所表露的生存论缺失。为了还人以本来的真实生活与生活的价值, 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到了人的“意义世界”, 体现了当代哲学对人的生活的真实思考以及思维范式的转换。当他们引领哲学走向另一条道路的时候, 无疑也将人们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形式之下, 原来确定的“有无意义”变得问题重重, 哲学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人的“意义”尚不确定, 研究人的生存之意义的学问———哲学的合理性又何在呢?哲学观的变革看起来带给人们的不是令人愉快的辉煌, 而是挥之不去的困境。人们甚至嘲讽哲学:这就是哲学应有的位置。我们认为这不是哲学观的变革本身所造成的, 而是一种能够取代传统哲学的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所造成的。现代西方哲学哲学观变革的实质就在于西方哲学内在的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的发展轨迹, 当人们还没有对人生存的“意义”给出明确的解答之前, 这种混沌的状态也是种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当代人们生活中存在的普遍的意义的缺失、幸福感的丧失, 哲学所面临的终结的难题以及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反映了普遍的“意义”形成过程中的必然性和转换过程的艰难。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著;吉洪译.关于人道主义的信[M].商务印书馆, 1983.
马哲与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篇2
关键词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现代西方哲学》 篇3
书评认为，力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是本书的一个明显特点。长期以来，人们将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概称之为资产阶级哲学，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实际上，西方哲学各流派的阶级属性有其共同之处，但又各有区别。因此，这本书的名称是《现代西方哲学》而非《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之类，是有见地的。
这本书的写作方法是“以述为主”，力求占有翔实的材料，如实地、全面地、准确地介绍各哲学流派的基本观点。例如，书中对新康德主义、柏格森的哲学的介绍和评论，具有较充分的根据，说服力较强。作者对唯意志主义的分析也是好的。
书评认为作者敢于肯定现代西方哲学中某些合理的东西，值得特别指出。如作者肯定了法伯等现象学家在其后期有较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邏辑实证主义者等分析哲学家们的分析方法中有不少可取的因素，实用主义者所提倡的实验—探索方法，也有值得肯定之处，等等。
近现代西方哲学 篇4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 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 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 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 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 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 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 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 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以看作是从西方近现代哲学发展而来的, 但相比于后者来说, 前者有明显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 体现在对西方现代哲学区别和对近现代哲学的优秀思想的继承。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 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而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则是, 马克思主义不是去强调关注物质或精神的本原, 不是去强调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更不是抽象地去描绘人们的具体行为。而是直接面向人的生活和现实的客观行为。所以,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和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广泛被人们所接受, 并用来指导实践活动。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待西方传统哲学时, 不是像现代哲学那样对于传统哲学的观点给予全盘否定, 而是判断性地弃其糟粕, 取其精华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点也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键点之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 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做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 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 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地在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 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 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 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 为其指明方向, 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 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 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 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 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 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 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 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 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 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 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476页) 。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 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 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 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 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 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 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 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 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 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 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 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 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 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 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 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 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他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 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 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 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 需要具体分析, 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总之,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 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 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 受到各种干扰, 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 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 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 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 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以看作是从西方近现代哲学发展而来的, 但相比于后者来说, 前者有明显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 体现在对西方现代哲学区别和对近现代哲学的优秀思想的继承。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
现代西方哲学经典书目 篇5
一、商务印书馆的《西方哲学史》（罗素）、《西方哲学史》（梯利）、《实用主义》（詹姆斯）、《权力意志》（尼采）、《存在主义》（考夫曼）、《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数理哲学导论》（罗素）、《作为表现和意志的世界》（叔本华）、《哲学作为严密的科学》（胡塞尔）、《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当代哲学主流》（斯太格缪勒）、《现象学运动》（施皮格柏格）、《尼采》（海德格尔）等几十种。
二、北京三联书店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存在与虚无》（萨特）、《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经验与判断》（胡塞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德布尔》、《论道德谱系》和《悲剧的诞生》（尼采）、《词语》（萨特）等几十种。
三、上海三联书店的《海德格尔选集》、《胡塞尔选集》、《拉康选集》、《舍勒选集》、《词与物》（福柯）等几十种。
四、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经典译丛”，如《逻辑研究》（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胡塞尔）、《结构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论文字学》（德里达）等几十种。
试分析西方近现代的写实雕塑语言 篇6
关键词：西方近现代；写实；雕塑语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对西方近现代写实雕塑的研究与认识有所加深。但是，目前在针对这方面的研究上，大部分是从单个雕塑家入手，缺乏整体性和宏观性的研究。为此本文以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探索西方近现代雕塑语言变革的规律和原因，借此把握其变革的实质，为同行研究提供参考意见。
一、西方近现代的写实雕塑语言变化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分析
（一）历史背景
西方进入近现代后，资本主义发展呈现迅猛的态势，工业文明对社会中各种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形势下，西方的写实雕塑进行了许多方面的变革，逐步脱离了文艺复兴之后传统的写实手法，放弃了19世纪之前欧洲以“模仿论”为主的美学，更多突出创作者的个性。基于这种对个性的表达，西方近现代的写实雕塑可谓百花齐放，诞生许多的流派，流派之间的风格差异也越发明显，使雕塑语言变得更加丰富。
（二）原因分析
艺术的变革往往会与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西方近现代是西方历史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尤其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为了满足军事的需求，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但是物质的进步并没有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反而变得更加匮乏。社会各界人士开始反思这种现象，产生可信仰的危机。雕塑家雕塑语言的变革也顺应社会的潮流进行了变革。
二、西方近现代的写实雕塑语言变化
（一）形体处理的变化—简化與超级写实
西方近现代工业发展极为迅速，导致人们的生活不断加快，简化也就成为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时代整体趋势的影响下，大部分艺术都体现简化的艺术语言，雕塑也同样如此。比如罗丹的成名作《巴尔扎克》。熟悉巴尔扎克的人都知道他长期处于失眠的状态中，他创作的时间也黑白不分。而睡袍也成为巴尔扎克生活中的形象象征。因此，《巴克扎克》这部作品中巴克扎克就是穿着宽大的睡饱，基本裹住巴尔扎克的整个身体，只是露出头发蓬松杂乱的头。这部作品问世之前，罗丹为巴尔扎克雕塑了一双完美的手，但正是因为完美，让观众更多注意力放在手上，而忽视作品的整体意境，罗丹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这双手，与中国水墨画一样，具有一种写意的艺术和抽象意义。从整体形式上来讲，《巴尔扎克》以呈现出简化的趋势，但这种变化在当时并不明显。
直到20世纪，雕塑艺术简化的手法应用的更加普遍，也以一种猛烈的趋势发展着，比如二战之前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雕塑，以及二战后的Mario Marini和Giacomo Manzu创作的作品中都显示出了简化的趋势。而这个时期也出现许多后人称道的雕塑作品，如Pablo Picasso的《公牛》、Wilhelm Lehmbruck的《坐着的青年》、Constantin Brancusi的《新生》等。这些作品以最为简化的手段进行雕塑，舍弃了许多细节的表现。
当许多雕塑家简化作品，也有一些创作者以超级写实的手法进行雕塑。其中代表人物就是John De Andrea，他的作品以女性的人体为主。他创作的过程中极为重视人体上汗毛的雕塑，甚至以活人作为模型取材对象，将活人身上的汗毛移植到雕塑作品中。他的超级写实还表现在肤色的涂抹上，每个身体部位都具有不同的肤色，褶皱、冷暖、色痣等皮肤特征都展现在雕塑作品中。其细腻的程度可以与现实媲美，也正是通过这种超级的写实主义，John De Andrea总是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相比传统的雕刻中的理想美，他的作品更具真实美。
（二）情感表达的变化—直接与大胆
由于近现代之前的社会变革缓慢，人们生活的环境也较为稳定，因此传统的艺术基本上一种含蓄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但是西方进入到近现代之后，社会变革剧烈，人们情感表达更为复杂，而雕塑家就只能通过变革雕塑语言来表现出复杂的情感。因此，这个时期雕塑家将个人性格和情感赋予到作品中，通过作品反映社会问题，从而雕塑的构图和体量突破传统的束缚，以一种直接而大胆的形式将创作者的情感表达出来。
构图上，许多雕塑家不再是传统雕塑中的一板一眼，而是根据个性，无论从风格上，还是结构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Ernst Barlach的《可怜！可怜！》，这部作品主要雕塑了一个老乞丐乞讨的形象，但是乞丐的脸并没有展现出来，而是被拉起的斗篷遮挡了，只露出一双平放在地上而呈乞讨状的手。这种构图是传统单体雕塑中极为少见的，作品整体重心只放在人物的手，成为吸引观众眼球的视觉点。毫无疑问，创作者通过这样的处理更突出了需要表达的内容，更容易引起观众情感的共鸣。还有Giacomo Manzu中《红衣主教》锥形构图，Mar1no Marini中《马和骑手》的十字或者X形构图等，都具有一定的现代气息，从构图形式彰显出过去不同的时代感。
体量上，西方近现代雕塑不仅在大小发生了变化，长宽上也同样进行了变革。比如以雕塑细长人物而闻名的雕塑家Alberto Giacometti，从其作品《站立的女人》可以看出他雕塑作品体量缩减的极致性，而这种风格也成为其个人表达情感的独有形式语言。虽然Wilhelm Lehmbruck的一些作品中也有一些修长的人物，但是Alberto Giacometti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拉伸人物，整体具有强烈的压迫感，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距离赋予其中。
（三）传统材料运用的变化—创新与探索
西方近现代雕塑家雕塑时对材质进行了大胆的创新，通过作品来材质与作品结合的美，而材质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相比于传统的雕塑，雕塑中的材质美发生了质的飞跃。同时，许多雕塑家还将一些新型的材料应用到作品中，为雕塑艺术的发展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也丰富雕塑作品本身写实形式。
石膏是雕塑最为常用的材料，属于传统的雕塑材料，但是Alberto Giacometti以另一种形式重新使用这种传统的雕塑材料。在Alberto Giacometti手中，石膏更多的是起到一种媒介的作用，他在雕塑细长的作品时，先是以金属作为整体框架，然后再用石膏敷在金属架上进行形体的塑造。通过这种手法，他制作的雕塑表面上极不规整，如同一个人经历了重大的创伤和磨难，这样的肌理塑造突出了作品的距离感，也将创作者内心中的敏感情绪融入到雕塑中，配合极致的细长体量，使雕塑的人物如幽灵一样呈现在观众眼前。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中充满者一种悲剧意识，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内心对自己甚至人类都怀有危机思想，而他也也将这种悲观和恐慌的情绪毫无保留的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因此，他作品中的孤独显露无疑。
乙烯基是雕塑中新材料的运用较为成功的例子。乙烯基质地非常的柔软，其色泽与人体的肤色极为相似，正是基于这种特性，一些超级写实主义的雕塑家就将这种材料应用到雕塑中，比如Duane Hanson，他的作品《旅行者》正是通过乙烯基材料的使用，雕塑了与真人比例相同的人物，而为了追求逼真性，他还为人物穿上了衣服，涂抹与人体肤色一致的颜色，以玻璃作为雕塑的眼珠，并配备挎包、眼镜、手表等一些真实道具。如果两米左右的距离来看，可以说与真人相似度极高。
结束语：
一个真正具有影响意义的艺术作品不是从形体完美的表现，而是赋予去精神的魅力。从西方近现代写实雕塑语言的变革来看，正是由于时代变革的影响，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反应现实社会，雕塑语言的变革也是势在必行。因此，雕塑语言的使用应赋予时代气息，将个人情感与现实结合，这样作品才能从情感上给观众带来共鸣。（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子一.解析当代雕塑创作中材料的审美价值[D].吉林艺术学院，2013.
[2] 李金艳.新写实主义的变形语言在当代雕塑中的表现[D].广西艺术学院，2011.
20世纪西方现代美术哲学再思考 篇7
儒道佛三家是中国自古传承下来的经典思想和学说。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用“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解释了何为道家哲学,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积淀,使得流传至今年的道家思想仍被世人重新依据不同的时代背景,不断地被再解读,再理解,为世人所用。纵观西方现代美术,它是西方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产生的,是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不可避免的反应了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重要变革,反应了这个时代人们及其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和几位深刻的哲学思考。
在我思考分析后看来,用道家的思想来解析西方20世纪现代美术的两个阶段,有其独到之处。
20世纪初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期间被人们称之为“现代时期”,在这个“现代派”、“现代主义”的美术洪流中,艺术家们更注重个人的创造行,主张绘画摆脱对文学、历史的依赖,体现出绘画自身语言性的独特价值。当时欧洲的美术发展中心在法国巴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工业迅速发展,机器时代到来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给人们的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变革。至此,以马蒂斯为首的年轻艺术家们发挥了纯色的作用,强调色彩的表现力,创造出了“野兽派”的绘画风格,他用快速、粗放、有力的笔触造型,用纯粹的色彩组织画面,使画面充满动感。马蒂斯吧绘画比作“安乐椅”,供人消遣和赏心悦目。他说自己梦寐以求的是一种和谐、纯粹而又宁静的艺术。
《道德经·第三十七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教导我们的“无为”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道”这个自然规律中,顺其道而为之,不论有无法则,总能因时而变,不论有无限度,总能顺应实物与物一致,这也就是到家常说的“无为而治”。如今我们的生活也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着,人们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提高,精神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但也就是因为物质的诱惑,人们的欲望和需求被前所未有的技法,便不顾一切的按照自身意愿去改变生活,殊不知这种对自然生活秩序的破坏,不仅仅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快乐,反而会给人们造成无尽的烦恼。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人生的痛苦和烦恼呢?道家认为,最根本的解决方法便是无为而治,对人来说,要达到自然无为首先就要忘却一切物质欲望使自己的精神意识进入虚静状态。19世纪下半期开始,除了出现独立于官方沙龙的展览外,还出现了艺术经纪人和私人赞助商,出现私人画廊,艺术品走向市场。那是的野兽派艺术家,立体派艺术家都力图抛开物质和需求,去表达自我情感,没有了欲望的干扰,精神的意识就会纯粹的,真实的,最能打动人心的。
1945年二战后至今的艺术环境里,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此时美国纽约的艺术活动日趋活跃,而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美国现代艺术在西方画坛独领一代风骚的标志抽象表现主义崛起。波洛克是抽象变现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反映了美国民族不墨守陈规,勇于进取,不断拓宽宏观世界和内在深处艺术的精神。而后出现的新几何抽象形式,说明了美国当时艺术从主观感情传遍到侧重于客观表现。从而波普艺术出现,针对抽象表现主义这一类现代艺术对工业化的反感和对都市机械文明的逃避态度,波普艺术家却用他们生活环境中所接粗的材料和媒介加以普及。美国最著名的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用生活中常见的海报或杂志广告,运用丝网印刷的方式表现在画布上,他的作品中包涵同一形象无数次重复,以使得人们对经过他处理后的常见事物形象有了新鲜感。
在如今,环境和资源问题成为了艺术家和社会各界人士普遍关注的热点,艺术家与社会无时不刻的发生着关系,也无时不刻的在表现着他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越来越多环保题材的作品涌现出来。他们是在呼吁,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质问社会,而更多的社会人士也开始关注起这一群看似像“疯子”的艺术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是在告诉我们人要效法大地,因为地就是道,天就是道,自然就是道。“天人合一”是老子大道的精华,人其实只是宇宙很渺小的分子,最终自然规律是人们应当遵循的法则,惟有自然万物得以健康生存,才能有人类的健康生存。
现代艺术与西方现代园林 篇8
关键词：园林景观,现代园林,现代艺术,景观环境
19世纪,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对于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建筑师而言,园林景观是某种与他们痴迷的功能、秩序、进步和机器时代不那么相协调的东西。在现代设计的发源地——包豪斯(Bauhaus)中就没有园林景观课程,在现代主义建筑的设计图纸上,景观元素的设计一般都是没有任何形式特点的自然式、点缀式的植物种植。
直到二战之后才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现代主义园林景观师,此时园林景观的思潮才有可能作为一种艺术思潮来讨论。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托马斯·丘奇(Thomas Church)、劳伦斯·哈普林、盖瑞特·埃克博、野口勇(Isamu Noguchi)、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agan)、丹·凯利(Dan Kaley)的许多景观作品,例如哈普林的“城市瀑布”、丘的肾形泳池,在园林景观专业中已经成为永久的经典,但是它们在专业外的艺术影响力并不那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前期的园林景观学甚至滑出了现代艺术史学家们的视野,这一时期的设计者们大都依然沉湎于历史传统的遗留和寻觅中。
现代园林景观学相对于现代艺术和现代建筑而言,在艺术追求上是相对滞后的。彼得·拉茨认为除了个别园林以外,大多数现代景观缺少一种真正理智的与现代主义的对话,而是流于表面的一种尝试。斯蒂芬妮·罗斯(Stephanie Ross)则认为不论是胆怯的缘故,还是实用主义或者面向市场的实际原因,总之,现代园林和景观设计没有融入到现代主义运动中去,错失了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中的许多机会,因此未能发展出一种前卫的景观艺术。这一艺术探索上的真空是由像罗伯特·史密森、理查德·朗、沃尔特·德·玛丽亚这样的大地艺术家填补的。
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许多艺术家为了反对技术时代对艺术品的不断复制,反对人工化、塑料化的美学和无情的艺术商业化趋势,逃离美术馆和公共广场,将他们的作品置于远离文明之地的沙漠和旷野中,掀起了一股大地艺术运动的潮流。如同传统园林一样,它们致力于与场所建立联系;如同传统园林一样,它们可以是形式上的;如同传统园林一样,它们可以是美丽或者崇高的。总的说来,大地艺术作品以一种新颖的、意味深长的、出人意料的形象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自然本身,思考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思考自然与艺术的关系。
如此看来,大地艺术家们似乎已经从景观设计师们那里窃取了景观艺术传统中令人瞩目的中心地位,因为许多景观设计师的设计实例的确不能与其他艺术领域中的发展保持同步。但是,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系前系主任亨特(John Hunt)所指出的,我们不能认同现在对景观建筑学和大地艺术不加区分的专业现状。现代园林景观学是一个从区域的战略规划到庭院设计,从生态恢复重建到历史时代设计,从公共广场到私人花园图案设计的综合复杂的专业,它需要对功能、社会、生态因素和艺术品质作平衡考虑。由此,我们就不能继续认同园林景观学应当完全追随其他艺术列车的观点。许多园林景观设计师尊重大地艺术家以及它们的作品,认同他们作为与大地和自然一起工作的艺术家也有着与自己相似的人文关怀,但是实践中各种因素的苛求阻止了他们将尊重转化为效仿,这也是为什么园林不等同于艺术的原因。
然而,传统的园林景观设计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艺术的一个分支。在自然风景园和画意理论在西方传统园林设计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绘画与景观设计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不可分割的。英国风景园林设计师们置意大利和法国规整园林的几何秩序于不顾,将风景画家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普珊(Poussin)、萨尔瓦托·罗萨(Salvator Rosa)和霍贝玛(Hobbema)的绘画习作当作他们模仿的原型。可以说,没有风景画派的发展,就不会有英国自然风景园林学派的诞生,而现代主义先驱之一的罗伯特·布雷·马克思(Roberto Burle Marx)的绘画和园林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两个领域密切相关而又相似的成就与风格。他在园林设计中的绘画式平面无疑是与其受到立体主义、表现主义影响的抽象画风紧密相连的。抽象的块面、有机的曲线,展现了整体美、抽象美、图案美。
相类似的,在当代园林设计作品中,玛莎·施瓦茨设计的斯特拉花园(Stella Garden)就是一个受到艺术家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浮雕画的启发而设计的园林。园林中的主要元素就是在砾石基底之上的许多色彩亮丽的树脂玻璃碎片,从中可以看出二者对过程和材料同样的强调以及相近的形式构成思想和手法。
美国景观设计师彼得·沃克和乔治·哈格里夫斯等人就明显受到了艺术世界中其他领域发展而来的极少主义语言的影响,他们强调的是对原始结构的形式回归,回归基本的形式、秩序和结构。极少主义的作品中绝对客观的形象是绝对抽象主义情感的体现,它对再现艺术形式的排除,对立体主义基本形式的推崇是扎根于欧洲结构主义的传统中的。他们的景观设计作品运用简单的形体、重复、几何化的结构将自然材料以一种新的结构组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意味的视觉综合体验。
而玛莎·施瓦茨则受到波普艺术的影响,她的设计作品否定了材料的真实性,以戏谑代替严肃,复杂代替简单,现代主义景观中的呆板与理性被设计者抛却了。施瓦茨以艺术的构思与形式表达了对景观新的理解:景观是一个人造或人工修饰空间的集合,它是公共生活的基础和背景,是与生活相关的艺术品。她在设计中对日常用品这一素材的使用明显可以追溯到杜尚的“泉”。
这些园林景观设计师在功能和美观的基础上赋予了作品意味深长的艺术气质。在表现风格上,这些活跃的试验与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景观有着相似之处,二者同样为视觉艺术所启发,同样强调几何图形的运用而不是所谓的自然主义风格。在这里,个人的想象力综合了现代主义完善的功能关怀,艺术的思索将现代景观中的社会要素视为创作的机会而不是对它的制约,艺术在创造独特景观环境上的作用重新确立和深化了。但此时的艺术是设计的激励,而不是先验的形式主宰。这些景观设计师的作品突破了任何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园林范畴,使得专业的革新不再是规则式和不规则式之间微妙的平衡,并为现代景观艺术提供了不断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参考文献
[1]王向荣.生态与艺术的结合——德国景观设计师彼得拉茨的景观设计理论与实践[J].中国园林,2001(2):76-77.
[2]王向荣,林箐.现代雕塑与现代景观设计[J].世界建筑,2002(7):42.
[3]费菁.极少主义绘画与雕塑[J].世界建筑,1998(1):70.
[4]侯冬炜.回归自然与场所——早期现代主义与西方景观设计的回顾与思索[J].新建筑,2003(4):27.
现代中医临床用药的西方哲学观 篇9
1 中医用药的历史继承性——辨症用药、辨病用药、辨证用药一脉相承
症——病——证是一个逻辑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中医思维方式由感性到理性，由因果向归纳、分析、演绎、综合、抽象、具体等高级思维发展的过程。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辨症、辨病、辨证是中医在诊疗过程中对疾病认识的扬弃，三者一脉相承。它经历四个阶段： (1) 辨症用药阶段：即古人认识疾病经历的辨症状用药阶段，如《本经》记载乌头止痛。 (2) 辨症用药、辨病用药没有区分阶段：即古人认识疾病经历的辨症状就是辨病名的用药阶段，如半夏止呕的呕吐症状与呕吐病的不分。 (3) 辨病用药阶段：即认识疾病经历的以辨主要症状以及疾病的主要特点定病名的用药阶段，如中风、积聚、鼓胀、心悸都是根据主要症状和疾病的主要特点定的病名。 (4) 辨证用药阶段：即认识疾病在辨病之后以辨次要症状和体征定证型的用药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最终确定了治疗疾病应针对疾病的特征论治用药。从而在理论上奠定了中医治病的用药思维，并长期影响着中医的发展。临床诊疗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三者关系，在分析症状的基础上认识疾病和辨证，治疗宜辨病用药、辨证用药相结合，辨症用药作为补充。这就即考虑了疾病的主要矛盾，又兼顾了疾病的次要矛盾，从而能全面把握疾病的发展规律，提高治疗效果。
2 矛盾的其特殊性和普遍性
2.1 辨痼疾用药
疾病是相对的，在怎样的基础上发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因此研究发病的病理状态下人体的基础是必然的。痼疾是指难治的旧病或病理产物（痰饮、瘀血、水饮、湿、寒、热等）在人体的脏腑、经络、三焦的某个部位滞留所产生的疾病。此时的机体处于亚健康状态或疾病状态，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疾病被称为新病。针对痼疾用药的思想最早见于《内经·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帝曰：‘其久病者，有气从不康，病去而瘠，奈何？’岐伯曰：‘昭乎哉圣人之问也﹗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第十五条“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中明确提出了痼疾的命名。针对痼疾用药，称为辨痼疾用药。辨痼疾用药是针对后天形成的病理性疾病用药的方法。如《伤寒论》249条：“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用攻下之药清除痼疾。
2.2 辨体用药
患者的体质类型是辨证施治、立法处方用药的重要依据，故应根据患者的体质差异指导临床用药。以疾病为系统，研究如何根据体质的差异恰当选择药物的种类和用药剂量，以体质为背景研究用药物改善病理性体质，有助于未病先防和治病求本。辨体用药是针对与生俱来的病理性体质用药的方法。辨体用药不仅要治人的“病”，更要重视治病的“人”。由遗传引起的Ⅰ型糖尿病体质、肥胖体质、痰湿体质等都是临床常见体质。如湿热体质者，多急躁易怒，口干微苦，大便燥结或粘滞，小便短赤，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易患淋症、黄疸等症。临床治以清热利湿，药用黄连、黄芩、龙胆草等。
3 事物的运动变化是绝对，静止是相对的
3.1 辨期用药
期是人体生理病理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主要矛盾的具体体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因其主要矛盾不同，可以表现为不同的特点。人体生理病理发展变化过程中各阶段是固定的，其在时间上有先后继起关系。根据患者的生理周期或疾病的发展阶段和病理变化用药称为辨期用药。辨期用药是根据人的内环境的发展变化特点而设。如仲景根据太阳病的自然病程用药。《伤寒论》第七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第八条：“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而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第十条：“风家, 表解而不了了者, 十二日愈。”第九条：“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董建华教授依据中医外感学说的理论，提出“三期二十一候”学说。把外感热病分为表证期、表里证期、里证期三期用药⑴。
3.2 辨时用药
即以生物节律、时间节律的理论为依据，按年、季、月、日、时不同节律进行诊断、治疗用药。辨时用药是根据人的外环境的时间变化特点而设。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阴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而闭”。这种人体阳气白天趋于表、夜晚趋于里的现象与昼夜阴阳的自然变化相一致, 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人体生理与昼夜变化有密切关系。仲景《伤寒论》中第一卷伤寒例，就要求医家在治疗疾病之前一定要先了解人的外环境的时间变化特点辨时用药。
3.3 辨地域用药
根据地区气候的差异，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进行诊断、治疗用药称为辨地域用药。如《医门法律·申明内经法律》指出“凡治病不察五方风气，衣食居处各不相同，一概施治，药不中窍，医之过也。”关于辨地域用药在现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如空调病等。辨地域用药是根据人的外环境的空间变化特点而设。
4 由感性到理性的思维
西医对疾病的认识水平，经历了从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免疫、基因各个水平的进化，认识手段也经历了化学、物理、生物、电子、计算机等的进化。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线形性认识思维方法，并在治疗上西医治病强调“以病为本”。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因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受科技手段、政治、文化、经济的影响，研究水平、认识手段相对滞后，但是在中医长期的医疗、教育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了一整套以辩证法、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取类比象等为主的非线形性认识思维方法，并在治疗上中医治病强调“以人为本”，这种高级思维方法驾御疗效就形成了传统中医药学。两者在认识手段、认识水平、认识思维方法和治病的立足点上有差别，而在疗效即治疗疾病本质上没有差别。中药疗效是中药药理作用的外在表现，但中药药理作用并不是中药疗效的唯一内在依据。药理作用是西药治病疗效的依据。但中药药理作用从治疗疾病本质上看仅反映了中医药治病疗效的一个方面。辨中药药理作用用药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中医药治病疗效的唯一依据。药理作用为中西医的融合提供了挈机。把中药药理作用作为临床用药的依据，是对中医传统用药的验证和补充。辨中药药理作用用药是中西医结合的产物，是随着药理学和中药药理学知识的不断丰富，而逐渐的发展起来的现代中医用药模式。如青蒿中的青蒿素治疗疟疾，五味子中五仁醇的有降转氨酶的作用。
5 中医用药普遍联系性和用药的多元性
联系是客观的，又是普遍的。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辨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和总特征。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辨证联系是以承认事物之间的区别为前提的，相互区别的事物又通过联系而相互过渡。辨证法要求在区别中看到联系，在联系中看到区别。疾病的发生与人体的内外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医注重天人相应，通过疾病的中介将天、地、人统一于中医的临床用药之中，是哲学普遍联系的思想在中医思维中的具体体现。即使是现代西医也逐渐认识到外环境对疾病的影响。在中医用药多元性中辨体用药、辨痼疾用药、辨期用药、辨证用药、辨病用药、辨症用药是辨人体内环境用药。而辨时用药、辨地域用药则是辨人体外环境用药。《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指出机体具有一种随时调整、以保持自身经常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功能。当外界变化导致功能失调时，或由于外来因素导致机体内环境紊乱时，机体将作自动调整。正常机体尚且如此，当机体功能失调时，就更要求医家在治疗用药的时候，也一定要考虑到机体内外环境的情况相应的调整用药。
6 体会
中医用药从古代的辨症、辨病、辨证用药，天人相应，到现代的辨中药药理作用用药。伴随着时空、疾病、人体、外界环境的变化。随着西医的进入，中医用药思维方式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大改变，从模仿古人用药到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用药规律后重新构建用药框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于四海皆准的真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的中医在中医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活力，因此现代中医临床用药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结合现代疾病的特点为靶点，将多元的临床中药运用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临床疗效为最有效的检验手段，得出最好的结合方式，为临床服务。
关键词：中医,临床用药,哲学观
参考文献
[1]刘娟.外感热病表证期证治规律探讨[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9, 12 (22) :5-6.
中西方近现代服饰文化比较研究 篇10
1.中西方服饰的特点和差异
服饰是一种文化语言, 以其独特的物质性和精神性成为了社会文化的象征符号。中西方服饰文化的起源不同, 发展历程也不尽相同, 最终导致了服饰上的种种差异。中国传统服饰强调线条和纹饰, 通过服饰表达一定的寓意, 体现东方传统的含蓄美、意境美;而西方服饰则强调结构和造型, 崇尚个性美和张扬美。中西方服饰在很多方面都有具体的差异:
服饰色彩。服饰色彩的选择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智慧结晶。审美意识的不同会引导人们选择不一样的服饰色彩。首先, 由于种族肤色的不同, 中西方人在服饰色彩选择上有很大的差异。人们普遍倾向于选择与自己肤色接近的衣服颜色, 或是在某些特定场合选择与肤色形成强烈对比的颜色, 以实现服饰的衬托作用。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 生活在南半球的人对自然变化有更为强烈而敏锐的感受, 因此偏爱色彩浓重的服饰;而北半球的居民则会偏爱自然柔和的色彩。受到自然季节变化的影响, 人们对服饰色彩的选择也会有一些不同。例如, 夏天人们会偏爱清冷色系的服饰色调, 冬天则会选择一些颜色鲜艳的暖色调服饰, 以实现与周围环境间的呼应。当然, 文化习俗也会对服饰颜色产生重大的影响。婚礼服饰的差异就能够充分体现出中西宗教信仰、思想主张的不同。中式婚服大都采用红色为基调, 因为中国人认为红色是一种积极向上、欢乐喜庆的颜色;而西式婚服则以白色为主, 因为在西方文化中白色象征着贞洁和神圣, 符合婚礼的严肃氛围。总而言之, 中西方服饰在色调上的选择都是为了达到一种协调、平衡的美感, 使服饰能够融入到穿衣者的生活环境中去。
服饰造型。基于包容开放的中华文化, 中国服饰崇尚宽衣文化;而西方文化追求个性独特, 崇尚体现人体美的窄衣文化。中国服饰一般采取平面剪裁, 重视二维效果, 同时注意衣服的统一对称。服饰结构简单, 宽松大方, 风格上比较端庄典雅。西式服装注重立体剪裁, 强调服饰与人体部位的贴合效果。衣服大多是分部件裁剪的结合, 一件衣服往往由多个分割式的衣片组成。造型结构上尽量按照人体曲线进行裁剪, 因此衣服的合身效果更好, 能够凸显穿衣人的身材体型。
服装装饰。装饰品能够为衣服添加必要的点缀, 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中方服饰有五大传统装饰工艺:镶、嵌、滚、盘、绣。手绘、蜡染等手法的应用也为中式服装增添了独具风格的特色。中国服饰还善于使用“绘画”的手法提升衣服整体的美感, 使衣服装饰具有一种精致的艺术效果。而西方服饰强调利用装饰品增加衣服造型的立体感, 通常会采用流苏、花边、蕾丝、立体领口等装饰工艺来达到丰富衣服层次的目的[1]。
2.中西方服饰差异体现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服饰差异的内在根源是文化环境的巨大差异。服饰不仅具有保暖和美观的作用, 更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服饰背后深刻的文化含义, 例如等级观念、宗教信仰、人生态度等等。了解服饰背后的文化, 有利于进一步理解中西方服饰差异的形成和发展。
中西方在穿衣观念上各有不同。一方面, 中国服饰注重群体意识, 而西方服饰强调个性。中国文化相对比较封闭保守, 注重服饰与生活环境的协调关系。在穿衣打扮上不会过于标新立异, 而是尽量选择大众化的服装色彩和造型。而西方文化热情大方, 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人们穿衣时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 衣服要能体现个性。另一方面, 中国服饰文化追求神韵美, 西方服饰追求人体美。中国文化中, 服饰是反映一个人精神面貌、行为规范的镜子。因此, 服饰要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生活态度。而对于服饰美的追求也更多地体现在对服饰装饰的改进, 强调服饰之美在于自身具有作为艺术品的欣赏价值。西方文化中更加强调服饰的物质性, 服饰要能够为穿衣人的需求服务。立体造型的设计更能体现人体运动状态时的美感, 也体现了西方人崇尚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服饰剪裁更加精细, 着装感受也更加舒适。在进行服饰设计时, 中国文化采取端庄含蓄的原则, 西方文化倾向于开放显露的表现形式。在中方文化里, 造型结构部不对称、颜色运用过于浓烈或是式样设计太大胆都不能被人们接受。而西方服饰里坦露、开放的设计更受市场欢迎。衣服样式十分重视满足人们穿衣时展现身体曲线美的需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世界文化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融合, 中西方服饰文化也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基础上, 中西方服饰越来越向着同一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的穿衣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对外来服饰潮流的接受能力比以往更强[2]。
3.结束语
综上所述, 中西方服饰文化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体现在服装色彩、造型、装饰、材质等具体的细节上。服饰文化产生差异的背后是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根本不同, 因此在分析服饰文化差异的时候不能忽视文化因素的影响。
摘要：随着全球化速度的加快, 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中西方文化交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服饰文化也得到了极大地的丰富。由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 体现在服饰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服饰文化,中西对比,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石海清.中西近现代服饰文化比较研究[D].延边大学, 2011.
